唐初名将黄君汉因未参加玄武门之变而被抹杀？事实或恰恰相反！(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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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初名将黄君汉因未参加玄武门之变而被抹杀？事实或恰恰相反！(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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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落[4]：武德八年，突厥南侵，入寇潞州
（从此往后唐朝开国战争结束，网文也就进入了无据可依的胡咧咧阶段……）
及黠虏内侵，边烽夜警，鼎飞则神器无守，网漏而群凶竞逐。人灵之贵，涉血履肠；地载之厚，爪分脔切。
此段虽然短，但不代表不重要。
前文说到，黄君汉在武德七年三月平定江淮辅公祏叛乱后，当上了潞州刺史、都督潞泽盖韩辽五州诸军事，将潞州治理得井井有条——然而好景不长，很快又出现了【及黠虏内侵，边烽夜警】。
提到初唐时期的“黠虏”，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突|厥。那么在武德七年后，突厥有进犯过潞州吗？对照正史可知，确实有——武德八年，突|厥南下入侵的主要方向，就是黄君汉所辖的潞州地区。
（六月）丙戌，颉利可汗寇灵州。丁亥，以右卫大将军张瑾为行军总管以御之，以中书侍郎温彦博为长史。
（七月）己酉，突厥颉利可汗寇朔州。
丙辰，代州都督蔺謩与突厥战于新城，不利；复命行军总管张瑾屯石岭，李高迁趋大谷以御之。
丁巳，命秦王出屯蒲州以备突厥。
八月，壬戌，突厥逾石岭，寇并州；癸亥，寇灵州；丁卯，寇潞、沁、韩三州。
诏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，行军总管任瑰屯太行，以御突厥。
壬申，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，全军皆没，瑾脱身奔李靖。行军长史温彦博为虏所执。
——《资治通鉴·唐纪七·武德八年》
（张）瑾战大谷，败绩，中书侍郎温彦博陷于贼，郓州都督张德政死之。
——《新唐书·突厥传上》
八年，突厥寇太原，以靖为行军总管，统江淮兵一万，与张瑾屯大谷。时诸军不利，靖众独全。寻检校安州大都督。
——《旧唐书·李靖传》
八年，突厥寇并州，命（李）勣为行军总管，击之于太谷，走之。
——《旧唐书·李勣传》
（张）瑾全军并没，脱身奔于李靖。出师拒战，颉利不得进，屯于并州。太宗帅师讨之，次蒲州；颉利引兵而去，太宗旋师。
——《旧唐书·突厥传上》
根据以上史料，来梳理一下武德八年这次突厥入寇的过程：
六月24日（丙戌），颉利大可汗主力入侵灵州（宁夏灵武），唐高祖李渊诏令右卫大将军张瑾率兵御之。
（据《册府元龟》卷172记载，张瑾为隋朝老将，陷于王世充，及洛阳平，诏入朝为右卫大将军；另据同书卷990，武德八年五月，张瑾刚刚被封为“关中十二军”之一的羽林将军。）
然而，突厥这次居然只是虚晃一枪：七月17日（己酉），颉利可汗所部又出现在山西朔州；
七月24日（丙辰），代州（雁门关所在地）都督蔺謩战不利，突厥主力直抵太原，分兵入侵潞、沁、韩 三州（长治市壶关县、沁源县、襄垣县）——很不幸，全是黄君汉的防区。
此时，唐朝一边指挥张瑾大军调转枪头赶赴石岭关（忻州市关城村），一边抽调各路援军封堵突厥。根据《资治通鉴》和两《唐书》人物传记，唐朝所调集的援军共有：
关中方面：
七月25日（丁巳），命秦王李世民出蒲州道（山西运城）；
各地方上：
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靖统江淮兵一万北上潞州，
邢州（河北邢台）都督任瑰屯于太行山，
齐州（山东济南）都督李勣为并州道行军总管
（注：邢州都督、齐州都督根据《旧唐书》人物传记得出），
郓州（山东东平）都督张德政与张瑾大军会于太谷。
八月11日（壬申），由张瑾所率的“抗突”主力大军与颉利战于太谷（晋中市太谷县），张瑾全军覆没，孤身逃奔李靖。郓州都督张德政战死。
那么，黄君汉在此役中的表现又如何呢？
对此史书没有记载，而在《黄君汉碑铭》中，我们也没能找到任何关于此战的封赏记录，只有这样一句： 【鼎飞则神器无守，网漏而群凶竞逐。人灵之贵，涉血履肠；地载之厚，爪分脔切。】
“鼎”是夏禹铸造用以守天下的神器，“网”则是道家用来惩恶扬善的天网，而现在的局面是“鼎飞”“网漏”，天下无守，群凶相竞；
“涉血履肠”“爪分脔切”分别出自《吕氏春秋·期贤》和《汉纪·平帝纪》，都是形容死伤惨重的成语：以中原之人杰地灵，到了要跟“黠虏”打得断肠流血、肢解肉碎的地步——尽管此处可以视为对黄君汉拼死力战的赞赏，但怎么看都不像是战胜的样子……
而《旧唐书》则更是直截了当地记载：“时诸军不利，（李）靖众独全”——连从山东赶来的郓州都督张德政都战死了，要靠打南边来了个李靖才能阻挡突厥人的锋芒，身为本地防务第一负责人的潞州大都督黄君汉表现如何，只怕是可想而知了吧。
段落[5]：从“大君有作”“公望仁义而归往”到“式清宫禁”的秘密……
大君有作，甯济区夏，七十二战□□干戈，廿八将咸膺星象。公望仁义而归往，随讴歌以欣戴，运此谋猷，奋斯灵武，义兼追楚之骑，实与戡黎之功。或任切中权，或寄深麾下，或侍言樽俎，或式清宫禁。虽玄女秘术，必翦鲸鲵；赤伏神符，自奔犀象。而皇情乃眷，荣府书勋，懋德懋功，可久可大，轶丘山而庆赏，尽带砺於无穷。乃出总兵机，外抚方镇……
看到了吧，重点很多，全是加粗体，不急，咱一句一句来——
上回说，在《黄君汉碑铭》写到“武德八年突厥入侵潞州，黄君汉与黠虏打得血肉横飞”之后，没有出现预期中的封赏记录，却紧跟而来这样一句：
【大君有作，甯济区夏，七十二战□干戈，二十八将咸膺星象。公望仁义而归往，随讴歌以欣戴。】
大君有作：出自《周易·师卦》“大君有命，开国承家。孔颖达疏：大君，谓天子也。”——此处有孔颖达的注疏，说明唐初文史界对于这句话所表达的内涵还是挺熟悉的。
甯济区夏：即“宁济华夏”之意，多用于称颂帝王。如成公绥所做的《正旦大会行礼歌》“甯济六合，受命应期”（晋书·乐志上），《隋书·梁睿传》中称赞大丞相杨坚为“匡赞圣朝，宁济区宇”。
七十二战□干戈，二十八将咸膺星象：由于前半句缺了两个字，暂无法断定用的什么典，推测是黄帝大战蚩尤“轩辕乃习用干戈，以征不享，诸侯咸来宾从”的传说（此处存疑，如有更好的解释欢迎补充），后半句则明显是汉光武帝刘秀“云台二十八将”的故事。
——总结一下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：有一位“大君”即将有所作为，安定宇内，于是天下的群英都像诸侯归顺黄帝、二十八星宿襄助刘秀那样，集中到了他的身边——然后，我们的墓主黄君汉【望仁义而归往，随讴歌以欣戴】，跟随着仁义的讴歌加入了他们的阵营。
（还是忍不住补充下“讴歌”的出处吧：《孟子·万章上》“讴歌者，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，故曰天也”——整个大半章讨论的都是天下当传贤而不传子，舜更加得民心所以更应继承大统的故事，不要说我过分解读，南北朝骈文的用典怎么解读都不过分。）
其实写到这儿已经非常明显了：这都武德八年了，是哪一位“大君”即将“开国承家”，这真的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了。
那么,黄君汉又是在怎样的契机下加入这“云台二十八将”的呢？
再引一遍上文中提到的史料，据《旧唐书·突厥传上》记载：
（张）瑾全军并没，脱身奔于李靖。出师拒战，颉利不得进，屯于并州。太宗帅师讨之，次蒲州；颉利引兵而去，太宗旋师。
李靖成功地“接住”张瑾之后，出兵抗战，颉利被李靖所阻；秦王世民又已率军驻屯蒲州（山西运城），颉利觉得继续打下去无利可图，于是引兵而去——这样看来，最大的可能性还真是潞州大都督黄君汉因为“抗突不利”而遭到贬斥，被此时刚好赶到山西主持局面的秦王李世民给保了下来——站在黄君汉的视角来看，确实是“大君有作，宁济区夏”吧！
另据宋代《金石录·卷三·第五百四十九》，黄君汉成名后，为其亡父立了《后周黄罗刹碑》：其子君汉，唐初为将有功，武德中为父追立此碑……虞世南撰，正書無姓名，武德八年十月——虞世南是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、李世民称之为“伯牙子期之交”，此碑树立的时间，刚好成为“黄君汉于武德八年秋季抗击突厥之后加入秦王府”的有力旁证！
（说到这儿真的要感谢一下网文作者，要不是TA不遗余力地证明“黄君汉出身高贵战功赫赫”，我还真就“考据”不出来这么偏门的证据！）
接下来的【运此谋猷，奋斯灵武，义兼追楚之骑，实与戡黎之功。或任切中权，或寄深麾下，或侍言樽俎，或式清宫禁】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：
运此谋猷，奋斯灵武：就是字面意思，是说黄君汉才兼文武，既能出谋划策，又能奋勇效力；
义兼追楚之骑，实与戡黎之功：“追楚之骑”出自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，对应垓下之围时“灌婴以五千骑”追击项羽的故事；“戡黎之功”出自《尚书·西伯勘黎》，指的是周文王勘定黎国打响灭商第一枪——这两战都是奠定皇位的重要基础。
后面四个【或】字并列那句，说明黄君汉参与的事情很多（也有可能是指“二十八将”分别做的事）：有时制定军谋（任切中权），有时寄托大事（寄深麾下），有时近前献策（侍言樽俎），有时式清宫禁—— “式清宫禁”这四个字我就原文保留了，真的已经很露骨了。
并且，在这个“式清宫禁”之后，又接上来一句【虽玄女秘术，必翦鲸鲵；赤伏神符，自奔犀象】：
黄帝运用九天玄女脚给他的兵法秘籍，翦除了蚩尤这个为恶多年的大敌；刘秀靠着“赤伏符”的预言谶语，在昆阳之战中打得王莽虎豹犀象狼狈逃奔。
这一句，与前面的“七十二战□干戈，二十八将咸膺星象”完美呼应——至此，黄君汉所辅佐的这位“大君”彻底战胜了对手，完成了“开国承家”的使命。
（再次吐槽一下网文，什么“七十二战干戈，二十八将咸膺星象，这一句可以说是黄君汉戎马一生的最好写照”，甚至还被某度百科引用——整个这一段堆的都是帝王开基创业的典故，用来形容黄君汉的战功？作者是想给黄君汉扣个谋反罪名不成？）
然后，新天子对这些曾经帮助他登上帝位的功臣们【皇情乃眷，荣府书勋】，让黄君汉【出总兵机，外抚方镇】，即碑铭标题中提到的“夔州都督”。黄君汉到了夔州之后，继续振兴教化，鼓励农桑，卓有政绩，最后于贞观六年卒于任上。这些就按下不表了，碑文就为大家解读到这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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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么样啊各位看官，故事讲得还算精彩吧？
可能有人会问：最后这个段落[5]确定是在说玄武门吗？“公望仁义而归往”就不能是黄君汉在武德末年、或贞观初年入朝为官吗？我可以比较肯定地回答：不是。正常入朝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写，对比一下李百药同期创作的另两篇碑铭——窦轨碑&刘瞻碑 好了：窦轨、刘瞻都是李世民18岁那年就结纳的旧部，都和李世民走得很近，但是他们没有参加玄武门。
于是窦轨的碑文是这样写的：
七年，废行台省，仍权检校益州大都督。九年，朝廷大论义旗已来有大功於王室者，并食真邑，公於是别赐益州封户书社六百家。贞观初，拜使持节大都督益绵嘉邛陵雅简眉八州，巂、南会、宁三都诸军事，益州剌史。
而刘瞻碑是这样的：
（武德）八年，以赵王为安州大都督，又是本官检校安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又权检校荆州大都督府长史。其年，又检校襄州都督。贞观二年，又检校荆州都督。
看到了吧，行文都非常地“正常”。况且黄君汉是从三品的上州刺史（可能还是从二品的大都督），如果是被征召入朝，起码会给个六部尚书或十二卫大将军，这在墓志碑铭里绝对是要大书特书的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洋洋洒洒一百多字，还让后世不熟悉“骈文典故堆砌法则”的人看得一头雾水。
当然了，尽管李百药汗牛充栋，毕竟没有点名玄武门。另一位秦府学士褚亮所写的《左屯卫大将军周孝范碑铭》中“九年六月”四个字透视一切，而《黄君汉碑铭》把能掉的书袋掉了个遍却连个正经的时间线都没点出来。故而以上分析都是基于“典故解读”而得出的推论，本文标题中也有个“或”字，个中曲直就请各位自己品读了。
可能又有人会问：既然黄君汉开国功劳这么大，又参加了玄武门之变，史书为什么没有为其单独列传呢？——拜托，“李世民高调宣传玄武门功臣、抹杀非玄武门功臣开国事迹”的洗脑包又是哪家的啊？
正经历史研究者都知道，墓志碑铭作为墓主的“私人定制赞美诗”，只能用来考证“事实”，不能考证“程度”，连唐人自己都吐槽“铭勋悉太公，叙德皆仲尼”，什么百战百胜啊、连城必下啊、功与无贰啊，随便看看就好了……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依然能将《黄君汉碑铭》中所叙述的每一件事与史书记载的时间、地点、发生顺序完全对应起来，没有出入。《黄君汉碑铭》所提到的两次最高的封赏，一次是洛阳之战后“饮至庙庭”，一次是江淮平叛后的潞州大都督，而这两战恰恰是史书对黄君汉着墨最多、记载最详细的两战——这哪里是“揭露隐藏的历史真相”，分明是印证了我国的史家传统是多么地靠谱嘛！
不过呢，从黄君汉的碑文中，我们还是可以还原出一些“历史真相”的：
黄君汉所处的东郡，南北朝时属于北魏-北齐的势力范围。《黄君汉碑铭》开头提到“曾祖颢，魏散骑侍郎、平昌郡太守……祖崇，太中大夫”，可见此时黄氏一族身跻朝堂，地位尊崇；然而到了其父黄罗刹这一代，“天将弃齐，政荒人散”——北齐被北周所灭，黄罗刹在“召募乡人”保齐失败后，也只得“本朝倾覆，仍从偃仰”回家隐居。之后任凭黄君汉再怎么为他爹树碑立传，称其为“行军总管”，也改变不了正史记载中“狱吏黄君汉”的事实。
因此《黄君汉碑铭》所揭示的经历，其实是佐证了史书中的那句“秦王左右多是东人”——北齐士人经过周、隋两代的清洗打压，一直渴望夺回原本属于他们的政|治|地|位。而唐朝统一战争重新梳理天下的过程、加上主帅李世民“非嫡长子”的身份，为这些来自非传统关陇势力的开国功臣们“逆取顺守”提供了条件。
另外，武德年间黄君汉已经当上了潞州大都督、从一品国公，却还是“望仁义而归往，随讴歌以欣戴”加入了秦王府阵营。可见玄武门背后的角力之深，布局之广，远非表面看上去“绝地一击”那么简单。画像褒美的荣誉，地方大员的待遇，依旧没抵挡住“秦王勋业克隆，威震四海”的集体意志。所以李百药将黄君汉的碑文写得如此隐晦，也是顾及他“武德旧人”的身份、避免尴尬吧。
最后来谈一谈：开国有功、玄武门有功，就一定会拥有列传吗？这里必须得说，现在受到“网络历史娱乐化”的影响，太多人对“名垂青史”这四个字的分量认识过轻了。
比如前面提到的“左屯卫大将军周孝范”，史书上总共记载了他这么几件事：
李世民登基之初作为“渭水六骑”之一，去跟颉利的百万大军单刀赴会，
贞观二年前往太原招抚突利可汗（《新唐书·突厥上》）；
被唐太宗派去劝说卢祖尚赴岭南上任（《旧唐书·卢祖尚传》）；
贞观七年卒于守卫宫禁的岗位上，临终之前还与房玄龄相拥话别“所恨不获再奉圣颜”（《资治通鉴·唐纪十》）
——论忠诚、论地位、论亲疏，怎么看都是心腹中的心腹了吧？然而史书上依旧没有《大将军周范传》，只有零星散落于他人传记中的事迹。
《资治通鉴·唐纪十三》在讲到唐太宗亲征高丽时有这样一句：“壬寅，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，折冲都尉曹三良引十馀骑直压城门，城中惊扰，无敢出者。”这个曹三良，其墓志于1972年在陕西乾县出土，人们才知道他名叫曹钦，字三良，早在武德元年、李世民平定薛举之后就归了大唐，被任命为北门长上（呵呵），先后参加了柏壁之战、洛阳虎牢之战、洺水之战，玄武门之变，贞观时期的灭吐谷浑之战，直到这次高句丽之战，可谓追随了李世民的整个戎马生涯，最后功拜左骁卫大将军——然而如果不是墓志出土，曹三良依旧只是一个在史书上被一笔带过的小人物而已。
还有一位，上柱国、颍川县公韩仲良，是高宗朝宰相韩瑗的父亲，按墓碑记载，亦是李世民秦王时期经营洛阳的重要人物，与史书中“陕东道大行台”的两位硬核成员屈突通、温大雅一起“竭忠匡难”；贞观年间，韩仲良先后担任安州大都督、户部尚书、刑部尚书，足够位高权重了吧——然而史书所载的韩仲良事迹，只有《册府元龟》中的：贞观二年奏请设立义仓（卷502）、贞观三年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祈雨於名山大川（卷144）、以及武德初年谏议删减《开皇律》（卷610）这些只言片语。
最后来个总结吧：无论正史还是墓碑，都为我们还原了黄君汉骁勇善战的身影。尽管没有个人传记略显遗憾，但是，在那个将星璀璨的年代，能在史书上数次留下精彩的战绩已属难能可贵。生逢乱世，义勇从戎，能够百死脱生、最终卒于三品都督任上，也算是十分圆满又幸运的一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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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《夔州都督黄君汉碑铭并序》，作者李百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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